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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山下——余东华的博客

生长于独秀山下,耕读于齐鲁大地。齐鲁胜境,礼仪之邦,亲朋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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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余东华,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近期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与竞争政策、发展规划与战略。2002年以来,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财贸经济》《改革》《南开管理评论》《南开经济研究》《世界经济文汇》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多篇,其中CSSCI收录50多篇,《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19篇,出版个人专著3本、合著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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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对新自由主义的重新反思  

2009-09-10 15:56: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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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8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对新自由主义的重新反思[1]

余东华

一、新自由主义及其本质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新理论体系,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经过20世纪40-60年代的孕育、潜伏和自我完善后,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理论体系。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失灵、欧洲福利国家财务危机、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等事件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提供了机遇。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由学术理论开始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逐渐成为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和世界主流意识形态,是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也是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和控制第三世界的战略工具[2]。新自由主义思潮内部有各种派别,但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是其基本特征和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潮所鼓吹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经过美国和美国所控制的国际机构的精心包装,成为美国摧毁第三世界国家自主发展能力的工具和手段,美国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输出新自由主义思潮就是为了在全球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食利者经济,掠夺第三世界的财富和资源。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流行,始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等右翼保守派执政后的大力输出。美国政府将新自由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武器来推动旨在建立美国霸权主义和统治地位的运动,在全球金融领域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为它服务,把美国的帝国主义战略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相互融合在一起。在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支持下,自由主义思潮具体化为“华盛顿共识”[3]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方案,作为提供经济援助和贷款的重要附加条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前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国家全面推行。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弃政府干预,推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实施贸易、投资、金融领域的自由化等。由于新自由主义被包装成所谓“规范改革”方案,又有国际金融机构的鼎力支持,一度成为风行全球不可阻挡的潮流,广大发展中国家先后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受害者。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冷战以后美国霸权主义的新发展,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征服世界的新武器,使得当代帝国主义的三大基本特征成为可能:使资源从边缘国家向中心地区转移;从政治上再度实现殖民化;大国进行军事干涉[4]。正因为如此,诺姆·乔姆斯基认为,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本质是: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幌子,反市场经济,反自由、民主和人权;将国家和垄断企业一体化,成为一种压迫多数人、剥夺多数人利益的暴力机构;推行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5]。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在鼓吹自由的同时,以另一种形式限制自由;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自由是强权和垄断资本的自由,所限制的自由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和贫困阶层的自由。

二、新自由主义下发展中国家的灾难与觉醒

新自由主义思潮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二战后,美国和西欧共同借助他们所领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以“华盛顿共识”为纲领,按照自由化、放松管制、私有化这一不可动摇的公式,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拉美、东欧、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强力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普遍面临的严重债务危机,为“华盛顿共识”制造者们推销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方案提供了良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债权国坚持要通过双边谈判,以金融援助和债务缓解迫使债务国实行债权国所要求的“结构改革”,以早就准备好的“华盛顿共识”十项主张为基础,抛出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方案,为国际垄断资本进入这些国家扫清了障碍。新自由主义思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严重灾难:一方面,它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失衡,自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社会动荡接连不断,国家陷入混乱和危机之中;另一方面,它又导致发展中国家公共开支与社会福利的锐减,削弱了国家整体抵御风险、应对危机的能力,进一步沦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围国。正如美国纽约新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安沃?塞克所指出的:“在贫困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是一场非常残酷的运动”[6]

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西方国家和多边国际经济组织的压力下,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出发,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大力推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以及企业私有化和价格市场化改革,并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这些调整和改革给拉美地区带来巨大的灾难。从1992-2001年的10年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9个国家被迫支付给国际垄断资本的利息高达4830亿美元,同时债务总额增加了2380亿美元,达到7090亿美元;贫困人口上升到人口总数的44%;拉美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为从1970年的8%降到1980年的5%、1990年的3%、2000年的1.6%;经济增长率仅为1.8%,大大低于世界3.3%的同期平均增长率。同时,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困人口激增、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日益严重、社会治安状况不断恶化。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10年被称作拉美地区“失去的10年”[7]

前苏东地区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推行了所谓“休克疗法”,导致了经济社会的倒退。以俄罗斯为例,有着西学背景的政治新贵们以新自由主义的“最彻底的规范经济改革”为幌子,大力推行“最原始、最野蛮的资本主义”,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导致了私有化过程中腐败和掠夺泛滥,形成了操纵经济的暴富权贵阶层;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下降了50%,严重削弱综合国力,国防力量衰落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利益;企业亏损面扩大了3倍,劳动生产率、能源和材料利用率等效率指标下降了30%以上;巨额掠夺资产通过各种非法途径流亡海外,致使投资远低于折旧并导致社会设施严重老化;货币急剧贬值,物价飞速上涨,民众生活困苦;社会严重两级分化,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系统陷入瘫痪;恶性传染病死灰复燃,人口出现持续下降。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前国在新自由主义势力的鼓动下,先后发生“颜色革命”和“街头政治”,导致这些国家政局混乱,民族矛盾、贫富矛盾、经济矛盾更加突出;经济增长停滞,国力更趋贫弱。

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80-90年代按照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的政策主张,采取了一系列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改革措施,大幅度开放金融市场。然而,这些国家在本国基本经济因素没有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却由于它们所不能控制的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出现大规模银行倒闭、国际储备下降、货币贬值、生产衰退和严重货币金融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经济发展出现严重倒退。一些国家经济上的危机变成了社会动荡,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进一步促使资本恐慌性外逃,政府几近崩溃。

在非洲,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通过实施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并依赖于温和的非洲政客,推行新自由主义思潮所崇尚的结构调整计划。然而,这些计划的实施并没有给非洲提供发展的空间。相反,非洲的债务危机继续深化,贫困人口不断增加,非洲被进一步边缘化。1980-2000年,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外债总额从600亿元升至2060亿美元,债务占GDP的比率由23%涨到66%;1999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6.42亿人口中,约有3亿人生活在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以下;2000年,非洲人均收入只有671美元,埃塞俄比亚和布隆迪人均收入只有100美元和110美元;而西方捐助者对非洲的援助在20世纪90年代下降40%[8]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推行加剧了国际世界及其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据统计,全球最富裕国家人均实际收入与最贫穷国家相比,已从1800年的3∶1,1900年的10∶1,上升到2000年的60∶1。2002年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000美元,最富裕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2.9万美元,而最贫穷国家人均只有500美元。全球财富分配也十分悬殊,其中高收入国家10亿人口占有的财富占全球财富的60%,中等收入国家15亿人口拥有的财富占全球财富的20%,低收入国家35亿人口拥有的财富仅占全球财富的20%[9]。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世界上最富裕的2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贫困的20个国家的37倍。联合国确认的最不发达国家已由1974年的19个增到2002年的49个。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化问题极其严重[10]。目前,世界60亿人口中,贫困人口近28亿,约占世界人口的一半;赤贫人口约15亿,占世界人口的1/4[11]。这种赤贫化现象在最不发达国家最为突出,其赤贫人口已由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1.38亿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3.07亿,赤贫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也由1965—1969年间的48%上升到1995—1999年间的50%[12]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和苏东地区的实施导致了经济大幅度滑坡、通货恶性膨胀、国家分裂、社会动乱、执政党频繁更迭、人民蒙受苦难等严重后果,使得这些国家的一些中左翼人士开始反思和觉醒,逐渐认识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霸权本质,自觉抵制和反对新自由主义,掀起了反新自由主义浪潮[13]。21世纪伊始,新的左翼党派在几乎所有拉美国家和部分非洲国家的力量迅速上升,包括墨西哥、阿根廷等以推行新自由主义著称的国家保守势力开始失势,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新左翼政党开始执政。新左翼政党打出了鲜明的“反新自由主义”和“反新帝国主义”的口号,强烈抨击美国通过新自由主义控制拉美经济的企图,启动了反新自由主义改革。其中,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多个拉美国家的左翼总统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口号,并开始付诸实践。尽管不少新的左翼政党成立时间不如旧左翼政党,却迅速赢得了饱受新自由主义之苦的广大人民拥护,日益成长为拉美政坛上一股朝气蓬勃的新兴力量。失业、贫困、腐败使拉美民众对右翼政府深感失望,他们纷纷将选票投向左翼和中左翼政党,用选票抛弃了新自由主义。这些政党上台后,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尤其以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为代表的“激进左翼”政权采取了包括国有化、土地改革、打击国际垄断资本等在内的一系列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措施,全面改革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建立的经济模式,重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在非洲,一场可称之为“去自由化”的反新自由主义斗争开始盛行,独立的左派运动在基本需求转变为真正人权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非洲大陆退缩。在俄罗斯,普京上台以后迅速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将战略行业特别是能源领域的大型企业重新国有化,确定涉及国防、石油、天然气、运输、电力、对外贸易、银行、渔业、钢铁制造业等领域的1063家大中型企业为国有战略企业,加强对国有战略企业的监管,使之忠实执行国家的经济政策并向国库上缴利润。同时,强力打击金融寡头,抵制美式民主,强化改善民生,追求共同富裕,抗击霸权主义,捍卫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和独立自主。“反新自由主义改革”成功地结束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混乱沉沦的衰弱局面,推动俄罗斯作为苏联主体继承者开始走上重新崛起之路。新自由主义思潮风行全球二十多年之后,终于因所造成的日趋严重的社会经济恶果,在全球范围遭遇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和反对。发展中国家已经意识到,新自由主义思潮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真正良方,发展中国家只有根据本国实情,主要依靠自身力量,严格抵制美国的这种新自由主义形式的霸权,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14]

三、全球金融危机与发达国家的“觉醒”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发达国家内部具有两面性,在对外贸易、军事、国际关系等领域走向保守主义,但在金融、财政、消费等领域实施极端自由主义。在货币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主张降低利率、放松金融监管。在美国,自2000年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6.5%下调为6%开始,连续13次降息,2003年6月利率降至1%。受此影响,商业银行和证券市场的利率也纷纷下调,直接刺激了住房投资攀升。在新自由主义教条的指引下,美国为“次贷”畅行大开方便之门:美联储一方面滥发货币,一方面放松金融监管;评估机构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与被评估人合谋蒙骗公众;向低收入者放宽借贷条件,鼓励超前消费;开放房贷二级市场,准许发行房贷证券,支持抵押贷款等金融衍生工具泛滥,等等。这致使大量投机资本涌向房地产金融,开发出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仅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就有300多种,抵押品花样频出,住房证券市场急速膨胀,其规模超过债券市场的3倍,其功能已由实现“居者有其屋”异化为金融投机家的大赌场。

在财政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主张过度消费和赤字财政。过去七年间,美国家庭债务占收入比重高达138%,家庭债务余额逾10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四分之三。这表明,作为美国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消费是靠债务维持的;与消费相关的产业群的发展也是把希望寄托在消费信贷的持续上。美国政府无视财政运作的基本规则,长期奉行居高不下的赤字财政,依靠无节制滥发国债来弥补财政亏空,造成债务恶性膨胀,经济虚拟化、泡沫化。据美国国会预算局预测,美联邦预算赤字在2009财年将达到创纪录的1.2万亿美元,国债余额达到10.7万亿美元,内外债余额接近55万亿美元,为其GDP的4.5倍。为了缓解巨额的家庭债务和政府债务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支撑社会的过度消费,美国滥用美元的国际支付功能,滥发货币,输出美元,进口产品;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美元贬值,使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为美国的过度消费买单,蒙受国际储备贬值和出口收入下降等多重损失。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造成的直接恶果是金融业的过度自由和消费的过度透支,出现美元过剩、信用滥用、监管缺失、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周期波动,导致“次贷危机”爆发。通过迅速蔓延、扩散和发展,历经金融衍生品危机、信贷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等阶段,“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一场全球性实体经济危机。危机的代价是高昂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损失总额将高达4.1万亿美元。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金融危机已经使全世界损失近50万亿美元的财富。经济危机的间接损失更是难以估算,美国经济陷入全面衰退,欧盟和日本经济出现负增长,同时也将许多国家和地区拖入数十年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发展中国家蒙受的损失更大。

金融危机导致“两房”( 房利美和房地美) 倒塌 、“兄弟”(雷曼) 破产、“保险” (美国国际集团AIG)不保、“投行” (贝尔斯登、美林等)消失、危机蔓延和经济萧条,使得发达国家开始“觉醒”,反思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的“副作用”,并且在国内主动妥协,寻求走出危机的政府干预措施。美国的市场经济不但不再“自由放任”,而且不得不向“经济计划”低头,重新拾回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快速推出所谓的“奥巴马新政”,全面实施一揽子干预市场的救市计划和经济刺激计划。继2008年10月份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生效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于2009年1月份再次出台经济刺激方案,拨款8190亿美元用于帮助美国信贷市场恢复正常运行,刺激经济增长。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开始了对金融、房地产、汽车、钢铁等多个行业的全面干预,对面临困境的企业实施国有化收购和重组,并实施减税、补贴和政府直接投资等其他干预措施。2009年6月,美国又公布了全面整改金融体系监管机制的计划。这是美国七十多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整改金融市场规则的计划,它赋予美联储监管整个金融体系的新权力,强化对金融业的全面监管。美国一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作为炫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以“自由”为判断尺度对他国经济体制指手画脚。过分放任自由竞争的后果使企业经营集中加剧,垄断利益集团逐渐过渡到跨国公司的金融垄断寡头公司,并且整个社会形成了以居民普遍透支式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难以为继的,“自由放任”增长模式的破产清楚地说明了一个事实:不顾居民客观收入实际水平和劳动就业稳定性、市场交易公平与正义性的新自由主义,除了使垄断利益集团和投机分子、丧失商业道德的资本家集团及其雇佣的高官们肆意欺骗民众、获取暴利外,给普通民众和本国经济带来的是巨大伤害,也给全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危害,进一步加剧了本国和世界各国贫富差距。

四、对新自由主义本质的反思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为谋求全球霸权暗中策划的“软战争”的主要工具和手段,涉及了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其核心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政策武器。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其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反对政府干预的外衣下掩盖的是其霸权本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模式的侵略性。

新自由主义思潮向全球推行的经济模式可以概括为华盛顿共识,它是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并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在经济脆弱的国家实施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这些理论和政策具体化为严厉的结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财产私有化。华盛顿共识将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自然秩序论和市场万能论与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失灵论和政府无效论结合起来,提出了市场决定论和经济非调节论,主张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削减社会福利、抑制工会的发展等,反对国家干预,为国际垄断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扫清障碍。这一系列的政策主张得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参与和推动,借助美国的霸权和实力,“在20年的时间里,传播到几乎整个地球,被越来越多的政府表述为不同的经济政策,并在不同的层次上以不同的色彩得到贯彻执行,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15]

新自由主义思潮将全球化看作是自由市场制度的自发产物,宣称人们除了新自由主义将“别无选择”,市场不再是国家的,而是全球的,公司不仅是多国的、跨国的,而且是全球的,国家挡不住全球化的力量,人们将无法避免地生存于“全球竞争秩序”之中。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这种适应“全球竞争秩序的、别无选择的”经济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运作规则,一种有利于“中心”统治“边缘”和“资本”统治“劳动”的新规则,即在中心与边缘、资本与劳动关系方面有利于前者驾驭和掠夺后者。在劳资之间有利于资本;在国家与地区之间有利于处于中心位置的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之间有利于美国,特别是美国的资本;在美国的资本中则更有利于金融资本。这一经济模式有利于前者的财富和资源向后者流动。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所推行的经济模式实质上发达国家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工具,推行这种经济模式就是对处于边缘位置的发展中国的一种赤裸裸的经济侵略。

2、政治生态的单极性。

新自由主义思潮既是一种经济理论体系,又是一种政治立场,它奉行的是政治保守主义,主张政治生态的单一性。它以“自由”的名义反对任何对市场的有计划干预,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金融资本主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新自由主义者表面上是要维护作为人类最高价值准则的“自由”,但实际上,他们只是维护自身利益,攫取他人利益。这就决定了新自由主义必然走向政治保守主义。这种政治保守主义是一种政治专制主义,“自由主义源于专制主义并和后者一样包含了极权主义的特征,因此它最终只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16]

在基于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扩张和巩固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思潮将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当作削弱发展中国家政府影响力的工具和手段。在西方占绝对优势的全球化浪潮和国际秩序调整中,削弱国家职能,实质上就是削弱第三世界国家干预西方资本流动、保障本国主权和民族独立的职能。国际组织本身已成为全球化的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就是强制解除管制、管理货币的波动、强迫第三世界经济服从债权国的绝对命令[17]。从政治上看,金融对政府的限制、对公共企业和税收的监督已将公共计划权转交给了金融管理者。金融寡头和国际垄断资本谋取了政治上的霸权地位,从而能够服务于寡头政治,控制世界市场。从经济上看,新自由主义思潮竭力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经济自由主义被世界推崇为全球化的建设蓝图,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却被贬斥为乌托邦式空想,只有资本主义才是人类“别无选择”的最终归宿。市场“经济学”和政府“政治学”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互补的角色[18]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指导下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模式和经济政策的全球化,不过是过分夸大自由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要求他们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市场接轨,其结果无非是恢复新殖民主义统治,把世界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统治中,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新自由主义表面上推行市场自由化,实质上是图谋让强国担负起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的任务,阻止弱国拥有保护自己市场的机制和手段,保证其垄断资本对弱国市场行使霸权。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虔诚而认真地弱化国家”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扩张,跨国公司的数量和范围得到显著增长,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业务得到指数式的发展,国际性多边组织的权利和领域也得到了空前扩张,国际政治生态越来越朝着寡头统治的方向发展。

3、国际贸易的掠夺性。

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张资本流动绝对自由,降低关税和取消非关税壁垒,无限制地促进国际贸易。它们鼓吹:“无限制的全球贸易可以使全球资源分配最优化,消费者福利最大化,同时促进生产率的显著提高。这会自动有益于所有国家,促进经济增长和全球繁荣”[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这种经济思想的物质体现。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的核心价值理念的本质就是强者拆除弱者的自我保护屏障,为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开辟通道。这一理念是典型强盗逻辑,体现了国际贸易的掠夺性。发达国家的资本全面进入发展中国家后,往往短时间内就冲跨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并借助私有化契机迅速控制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垄断行业,攫取高额利润。自由贸易导致发展中国家工人大量失业,国际储备逐渐枯竭,产业结构畸形发展,结果是自由贸易不但没有消除贫困,反而加剧了贫困。

众所周知,在自由贸易伪装下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是美国对外贸易的惯用伎俩。美国所谓的自由贸易只有利于竞争的强者而不利于竞争的弱者,自由贸易只是一块漂亮的遮羞布,本质还是伪装的保护主义,其背后的唯一标准是国家利益至上。新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实施的是双重标准,在国际范围内主张商品、服务、资本、货币的跨国自由流动,实行所谓自由市场理论;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自身却通过政府补贴、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20]

通过国际贸易掠夺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国际金融的配合。二战以后,美元确立了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可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购买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通货和资产。这给予美国唯一的“帝王”特权:它的臣民可以拿联邦储备系统很容易印刷的美元为其净进口、透支消费以及全球并购买单。以国际金融领域的霸权地位为基础,美国的对外贸易可以肆无忌惮,既可以全球并购,控制发展中国的经济命脉,也可以全球采购,故意制造贸易逆差。有形贸易的巨额逆差使美元流出,通过金融领域的有效操作,这些流出美元所代表的财富又会以不同形式回归。由此可见,在美元的霸权地位不受挑战的情况下,美国通过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是双重的。

五、结束语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结构霸权”实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却通过各种途径迫使发展中国家实行放任式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谋取了新形式的世界霸权。西方世界以新自由主义为工具实施种种倒行逆施的霸权行径已经在发展中国家引起普遍反对和批评,新自由主义思潮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给了新自由主义以沉重打击,然而新自由主义并不会消亡。在西方大国谋求控制世界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作用仍然将受到重视。可以肯定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将不得不做出相应变通,或是在短暂喘息后卷土重来,或是将以更新、更温和的面孔出现。克林顿、布莱尔和施罗德等人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和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等都是新自由主义在遇到抵制和反对时改头换面后的新形式。这些改良了的、“具有一张人性化面孔”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并没有背离先前的主旨,它们都承认市场对经济生活的支配,并将市场延伸到人的一切活动领域,它们也将继续阻碍那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口的政策出台。

30年来,中国始终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之路,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侵蚀和渗透。中国实施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逐步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保持了国民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2%。从某种角度上说,中国的成功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但是也要看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学术界“引进来”和“走出去”力度逐步加大,国内接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熏陶的学者越来越多,这些学者已经或即将成为社会精英阶层,对国内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渐加大;同时各种形式的非政府组织数量急剧增加,对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日益加大。因此,客观辩证地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时刻保持清醒,自觉抵制和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中服务于国际垄断资本的意识形态对我国的渗透和侵蚀,吸收和借鉴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深化和实践发展的因素,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看待新自由主义思潮,既认清新自由主义思潮服务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霸权本质,又善于吸收和借鉴其中的科学、合理的成分,使其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事业,是学界义不容辞的职责。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注:

[1] 本文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社科院周学研究员的启发和建议,在此表示诚挚谢意,但文责由作者自负。

[2] 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6页。

[3] “华盛顿共识”已然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新”意所在,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由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参见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和黛博拉·约翰斯顿著,刘刚等译:《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4] 乔万尼·阿瑞吉等:《新自由主义的性质和前途》,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6期,第7-14页。

[5] 诺姆·乔姆斯基著,徐海铭和季海宏译::《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6页。

[6] 安沃?塞克:《新自由主义方法论》,载《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第53页。

[7] Kenneth A. Oye, Robert J. Lieber & Donald Rothehild, Eagle in a New World: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2,pp.363

[8] 安春英:《非洲的贫困化与全球化》,载《西亚非洲》,2003年第3期,第63-66页。

[9] A. Winters, N. McCulloch and A. McKay, 2002,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Poverty: The Empirical Evidenc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CREDIT Research Paper 02/22.

[10] M. Taylor, 2002, Success for Whom? A Historical-Materialist Critique of Neoliberalism in Chil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0(2), pp. 45-75.

[11] 根据联合国的标准,每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的为贫困人口,不足1美元的为赤贫人口。

[12] M. Weisbrot, D. Baker, E. Kraev and Chen, 2002, The Scorecard on Globalisation 1980-2000: Twenty Years of Diminished Progress, Briefing Paper,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Washington.

[13] 李珍:《“华盛顿共识”与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改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5期,第69-74页。

[14] 余东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经济转型》,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第75页。

[15] 赫尔曼·桑切斯:《新自由主义的进攻》,载塞格雷拉主编,白凤森等译:《全球化与世界体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24-127页。

[16] 罗伯特·库尔茨著,钱敏汝译:《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17] 阿兰·伯努瓦:《面向全球化》,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6期,第63-69页。

[18] 雨果·雷迪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没有帝国的帝国主义?》,载《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第119-130页。

[19] A. Touraine, 2001, Beyond Neo-liber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 56-59.

[20] 以农业为例,发达国家一直以来实施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据世界银行发表的《2002年全球经济展望及发展中国家》统计,2001年发达国家用于农产品的补贴高达3500亿美元,农业补贴费用高达日均10亿美元。 2002年5月,布什又签署了新农业法,在今后10年内将向美国农业提供高达1900亿美元的财政拨款,在2003~2008年的6年内将农产品财政拨款增加67%。2002年,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达到3200亿美元。高额补贴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能力,也使农业贸易严重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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