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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山下——余东华的博客

生长于独秀山下,耕读于齐鲁大地。齐鲁胜境,礼仪之邦,亲朋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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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余东华,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近期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与竞争政策、发展规划与战略。2002年以来,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财贸经济》《改革》《南开管理评论》《南开经济研究》《世界经济文汇》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多篇,其中CSSCI收录50多篇,《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19篇,出版个人专著3本、合著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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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19 17:36:5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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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全文转载于中国人名大学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04年第10期。

 

 

 

 

新产业组织理论及其新发展

 

余 东华

(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内容摘要]20世纪70年代,由于自身的理论缺陷,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及SCP范式逐渐衰落,新产业组织理论逐渐兴起。新产业组织理论在寻求与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更加紧密结合的同时,引入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从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等几个方面对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了突破和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产业组织理论在研究领域、理论深度以及与其他学科的交融等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

[关键词]  SCP范式  新产业组织理论  博弈论

 

一、导论:SCP范式的衰落与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兴起

产业组织理论(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是20世纪30~40年代诞生、40~5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应用性经济理论。其核心问题是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现实中的市场、产业和市场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垄断关系,研究制约和发挥价格机制作用的现实因素和条件,最终为政府制定旨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和指导。从纵向考察,主流产业组织理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传统产业组织理论(Tradition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IO),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产业组织理论(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NIO)。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可以上溯至马歇尔(A. Marshall),但真正成为一门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还应该首推美国哈佛大学的梅森(E.S. Mason)和他的学生贝恩(J.S. Bain)。他们以哈佛大学为中心,联合一批青年经济学家成立了产业组织研究小组,创立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哈佛学派(School of Harvard)。哈佛学派在吸收马歇尔、张伯伦(H. Chamberlin)、罗宾逊(J. Robinson)等人对市场结构的早期研究,伯尔(M. Berle)、米恩斯(G.C. Means)等人对市场力量集中的非竞争性价格变化的实证研究,勒纳(A. Lerner)等人对垄断程度指标的探索,以及克拉克(J.M. Clark)等人对“有效竞争”概念及度量标准研究的基础上,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手段把产业分解为特定的市场,并从结构、行为、绩效三个方面对这一市场进行深入分析,形成了产业组织理论的第一个理论范式,即市场结构(Market Structure)-市场行为(Market Conduct)-市场绩效(Market 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简称为SCP范式(SCP Paradigm)。SCP范式的形成,标志着西方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完善与成熟,产业组织理论因此而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SCP范式既适合于对单个产业的案例研究,也适合于对产业间的研究,特别是60年代中后期,随着在经济计量学方面受过良好训练(或匆忙武装起来)的新一代学者的出现,也由于电子计算机和经济计量软件的迅速普及,利用SCP模式进行横截面数据回归分析,一时几乎成为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时尚(卡布尔,2000)。

20世纪60年代,SCP范式发展到其鼎盛时期,不但影响了整整一代经济学者,而且对政府决策者制定公共政策也产生巨大影响。同时,它也成为理论界和经济界讨论与批评的热点。其中,最为激烈和有力的批评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包括斯蒂格勒(J. Stigler)、德姆塞茨(H. Demsetz)、波斯纳(R. Posner)和布若曾(Y. Brozen)等人。他们在与哈佛学派论战和对SCP范式批判中,提出了独自的竞争理论的基本思想和公共政策主张,形成了产业组织理论的芝加哥学派(School of Chicago)。对SCP范式进行讨论和批评还有产业组织理论的其他非主流学派,如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制度学派(School of Neo-Institutional)和新奥地利学派(School of Neo-Austrian)等(夏大慰,2000)。产业组织理论其他学派的崛起导致了SCP范式衰落,但这只是外部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该范式自身存在的理论缺陷。其一,该范式缺乏深厚而又明确的理论基础。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与30年代就被普遍接受的微观经济理论难以很好地融合,它对大型企业的成长与行为和日益突出的产业集中趋势也不能从理论上给出有力的解释,这从理论上导致了SCP范式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地位不断衰落。其二,在实践中,人们没能发现SCP范式所描述的那种稳定的、具有普遍意义和不容置疑的模型关系。这种静态的、单向的研究框架,要求企业行为是内生的,是市场结构的结果。正是从行为到绩效的“反馈”关系上,再加上结构的内生性问题,导致了该范式对统计结果的解释相互矛盾。其三,SCP范式还面临一系列计量难题。难以处理市场绩效的多维概念问题,特别是难以将其作为回归分析中的解释变量;实证研究中过分依赖于把主观的统计分类数据(如标准产业分类)作为分析单位而随之产生了计量上的局限性;由于数据的难以获得,SCP范式的后来者经常求助于不够准确的替代数据,极大程度地降低了该范式的科学性和解释力[1]。20世纪70~80年代,针对SCP范式的缺陷,一批有着良好微观经济学理论素养和数学基础的经济学家,如斯宾塞(A.M. Spence)、萨洛普(S.C. Salop)、迪克西特(A.K. Dixit)、蒂罗尔(J. Tirole),以及施马兰西(R. Schmalensee)、韦利格(R.D. Willig)等人,利用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形成了新产业组织理论(NIO)。

二、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

新产业组织理论在寻求与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的先驱者古诺(A. Cournot)、伯特兰(J. Bertrand)、霍特林(H. Hotelling)、张伯伦(H. Chamberlin)和斯塔克尔伯格(H. Stackelberg)等人的寡头厂商行为理论更紧密结合的同时,引入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可竞争市场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从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等几个方面对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了突破和创新。

1、理论范式。新产业组织理论在理论范式上的创新表现在三个“突破”上:一是突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只重视市场结构的分析框架,从重视市场结构的研究转向重视市场行为的研究,即由“结构主义”转向“厂商行为主义”;二是突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单向、静态的研究范式,建立了双向、动态的研究框架;三是突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传统新古典假定,建立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市场行为的分析范式。新产业组织理论除了在理论范式上对传统产业组织理论有所突破之外,还在此基础上对具体的产业组织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有以下四种:

(1)策略性行为(Strategic Behavior)理论。寡头竞争企业的策略性行为,是新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策略性行为包括合作策略性行为和非合作策略性行为。其中,非合作策略性行为是新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重点。在垄断或寡占的市场中,市场环境不再是外生的,主导厂商可以通过策略性行为改变市场环境,从而影响竞争对手的预期,改变竞争对手对未来事件的信念,达到迫使竞争者做出对主导厂商有利的决策行为。策略性行为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影响未来市场需求函数和成本函数的策略性行为,二是影响竞争者对事件估计信念的策略性行为。前者包括过度生产能力策略、提高对手成本的策略、品牌多样化策略等,后者包括与进入遏制和退出引诱相联系的限制性定价策略、掠夺性定价策略、消耗战策略、研发竞赛策略等。

(2)产品差别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理论。产品差别化是企业非价格竞争的重要形式。新产业组织理论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含义模糊的产品差别模型划分为垂直差别和水平差别两种。垂直产品差别是指由于产品质量不同所形成的差别,水平产品差别是指为了适应不同消费者的不同偏好而形成的产品种类的差别。产品差别化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①分别运用伯川德-纳什均衡(Bertrand-Nash Equilibrium)的方法分析两类差别的市场均衡及其社会福利含义;②在差别化产品条件下的价格决定问题;③寡头垄断企业的产品选择问题。在具体分析中,产品差别化理论分别运用空间差别化的两个标准模型,即霍特林的线性选址模型(Hotelling, 1929)和萨洛普两阶段博弈的圆形进入和定位模型(Salop, 1979),展示了具有差别产品的伯川德竞争性质,阐明了差别化的原则,并研究了自由进入的多种均衡问题。另外,产品差别化理论还对差别最大化与差别最小化、广告宣传与信息性产品差别化等问题进行了探索。

(3)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理论。作为对SCP范式的批判,鲍莫尔(W.J. Baumol)、伯恩查(J.C. Panzar)和韦利格(R.D. Willig)等人在借鉴芝加哥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于1982年合作出版的《可竞争市场与市场结构理论》一书中系统提出了可竞争市场理论。该理论以沉没成本(Sunk Cost)、完全可竞争市场(Perfect Contestable Market)、自由进入-退出(Hit-and-Run)、可维持性(Sustainability)等几个重要的基本概念为中心,来推导可持续的有效率的产业组织的基本态势及其内生的形成过程。该理论认为,决定市场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的因素仅仅是沉没成本的大小,基本忽略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所提出的决定进入壁垒的四种因素,即进入所需的资本壁垒、规模经济壁垒、产品差别壁垒和绝对成本壁垒[2]。可竞争的市场就是自由进入-退出的市场,意味着沉没成本为零,即使具有垄断性,由于潜在竞争的威胁,垄断企业也不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市场稳定在与竞争均衡相同的价格水平上(Baumol et al., 1982)。

(4)不确定性(Uncertainty)理论。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有一个很强的倾向,那就是以生产者和消费者掌握有关的成本和需求的全部信息为前提进行分析研究。这既与现实不符,也使得理论缺乏解释力。新产业组织理论突破了传统假定,将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成本(包括生产技术)和需求等信息的掌握程度,用0-1的概率表示,进而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进行分析,形成了不确定性理论。不确定性理论运用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方法,不但分析了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企业和消费者的静态与动态市场行为,而且研究了企业的研究开发行为[3],成为新产业组织理论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

2、研究方法。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博弈论及与其相关的信息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方法相继引入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研究方法的创新推动了产业组织理论的长足发展,不但推进了其研究深度,而且拓展了研究的广度,产业组织理论的诸多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方法的演变,甚至可以说研究方法的演进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产业组织论理的发展脉络。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方法很多,包括实证与规范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静态与动态分析、博弈分析、结构分析以及系统动力学分析方法等,但是对新产业组织理论影响最大的是博弈论(Game Theory)分析方法。

博弈论分析方法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业组织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可以说,产业组织经济学近二十年来在理论方面的重大进展都是由于博弈论的广泛应用而取得的。博弈论为经济学家理解和分析多元垄断和寡占状态下的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定价、企业战略行为以及反垄断规制等领域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同时,博弈论及机制设计、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应用也使得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大大加强,以至于人们将新产业组织理论称为理论性的产业组织理论(Tirole, 1988)。新产业组织理论运用博弈论将库诺特、伯川德等人的多元垄断理论进行严密细致的理论化,并用纳什均衡阐明企业的行为,分析在市场初期条件给定时,如何通过企业行为实现新的均衡。也就是说,博弈论为新产业组织理论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企业战略行为上,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手段。随着博弈论自身的完善和发展,以法国学者蒂罗尔(J. Tirole)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利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整个产业组织理论体系进行了再造[4]。正因为如此,英国威尔斯大学教授卡布尔认为,新产业组织理论的产生,尤其是博弈论的应用,“使产业组织理论成为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中最富生机、最激动人心的领域”(卡布尔,2000)。

3、政策主张。在政策主张方面,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寡占的市场结构会产生寡占的市场行为,进而导致不良的市场绩效,特别是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因此有效的产业组织政策首先应该着眼于形成和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并对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和寡占采取管制政策。新产业组织理论更加注重产业组织理论政策含义的研究,追求公共政策的理论依据。相对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反垄断政策而言,新产业组织理论的政策主张发生了较大变化。

(1)反垄断政策的变化。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反垄断政策[5]出现了三个明显的变化倾向,一是从注重反垄断结构到注重反垄断行为的变化。新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垄断结构不一定导致垄断行为,从而也就不一定损害消费者利益。因此,反垄断实施机构开始把调查的重点从商业行为的结构效应转移到商业行为对经济效益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上,这就增加了反垄断的难度,反垄断的程序也变得更加繁琐。二是反垄断政策的目标有了潜移默化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反垄断政策主要目标取向由过去的保护消费者利益,逐渐转移到提高市场效率,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保护消费者利益。三是反垄断政策有了明显松动。按照可竞争市场理论,只要市场是可竞争的,少数几家大企业纵向或横向兼并,并不损害市场效率和消费者利益,政府的竞争政策应该重视是否存在充分的潜在竞争压力,而不必匆忙进行反垄断起诉。确保潜在竞争压力存在的关键是要尽可能降低沉没成本,因而他们主张一方面积极研究能够减少沉没成本的新技术和新工艺,另一方面要排除一切人为的不必要的进入和退出壁垒。新产业组织理论的这一政策主张对近20年来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反垄断政策的放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管制政策的变化。新产业组织理论产生以后,传统的建立在价格理论基础上的管制理论已经被新的以机制设计理论为核心的管制理论所取代。新的管制理论强调管制者与被管制企业之间的非对称信息,从而进一步强调要建立激励性管制机制,以激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的管制政策的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伴随着对公用事业部门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实施放松管制的政策,二是以激励性管制取代过去传统的管制方式,三是在放松经济性管制的同时,强化社会性管制,以加强环境保护、实施可持续发展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不受侵害。

三、新产业组织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又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优秀理论经济学家加入到这一领域,使产业组织理论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与其他学科交融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1、研究领域的拓展。最近10多年来,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经济学家们不断拓展研究视野,在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同时,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分析一些新的经济问题,使产业组织理论得到极大的丰富。在这些新的领域中,取得明显成就主要有:(1)对企业制度问题的研究。新产业组织理论打开企业“黑箱”,深入分析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在企业理论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6]。(2)将产业组织理论运用于国际经济现象的研究。新产业组织理论对跨国投资、国际贸易、国际寡占、跨国并购以及跨国公司的策略性行为等国际经济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3)对网络经济等新经济因素的研究。

2、传统研究领域的深化。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丰富和创新,产业组织理论学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对传统领域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并形成有别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新成果。新产业组织理论对传统研究领域的深化表现在:(1)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新模型重新分析传统产业理论已经研究过的问题,重新构建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例如,运用博弈论对市场结构的重新研究,对进入-退出壁垒与市场份额及市场绩效关系的研究,对电信、航空、银行业等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产业的研究,等等。(2)研究原有领域内出现的新问题,丰富新产业组织理论。例如,企业技术创新与策略性行为,委托代理关系与激励性管制,对新形势下的竞争政策进行反思,等等。

3、方法论的丰富与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过去截然区分理论研究者与实证研究者的界限日益模糊,实证研究者开始吸纳和利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方法的新成果,同时,由于实证研究的技术和手段整体上都具有了更高的水准,实际数据更加准确并且相对易于获得,理论研究者也能够采用一些实证研究的方法,更多地接触实际。随着理论层次上对博弈论的广泛重视,案例研究方法又重新受到青睐,而且其重要性有相对提高的趋势。产业组织理论的最新研究方法,还包括经济时间序列(Time-series Analysis)的线性和非线性方法、协整(Cointegration)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ECMs)、双线形模型、Threshold 自回归和混沌模型(Chaotic Model)以及推测变差方法(Conjectural Variations Approach)等等。另外,普拉特(C.R. Plott, 1989)的实验方法(Experimental Method)也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实证研究方法,已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市场行为的分析。随着历史纵向数据资料的积累和越来越容易获得,这些模型和方法在产业组织领域会有更为广泛的应用。

另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业组织理论一方面已经表现出与其他经济理论融合发展的趋势,产生了诸如法经济学、管制经济学等交叉学科;另一方面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出现交错共存与综合发展的现象,以至于有人认为“将产业组织理论区分为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和新产业组织理论的时代正在结束”(植草益,2000)。

四、小结及评论

过去30多年时间里,新产业组织理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现在和过去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产业经济学理论成果的大量出现,一方面增强了其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使得产业组织理论成为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可以预见,未来几年产业组织理论仍将在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及现实经济变化的相互影响中继续向前发展。

但是,正如日本产业组织理论著名学者植草益(2000)所说的“学问常常就似钟摆,一旦某一理论或理论体系占据主流地位,就会出现反作用的力量,而一旦这种反作用走过了头,又会发生再反作用,如此循环反复”,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就是如此。尽管有大量新模型与其结论出现,新产业组织理论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要保持其主流地位,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卡布尔,2000)。另外,在新产业组织理论中,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假定有一些是不符合现实的,不少理论分析的结果几乎不能对现实做出解释,特别是博弈论方面的研究,许多模型难以用数据加以验证(Aiginger, 1998)。从本质上说,产业组织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它属于微观经济学以及应用经济学的范畴,如果其研究模型不能付诸实证检验或者经不起实证检验的话,那么它的理论价值就将大打折扣。因此,新产业组织理论需要把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实证产业组织理论进行更好的结合,形成一个产业组织理论的完整体系。

 

 

参考文献:

J. 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A],载J. 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J. 蒂罗尔《产业组织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8-502页。

O. 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414页。

植草益,《日本的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证的前沿》[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第3-14页。

夏大慰《西方产业组织流派:方法论与基本观点》,载于立主编《产业经济学理论与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7页。

Aiginger, K. , D. C. Mueller and C. Weiss, 1998, “ Objectives, Topics and Methods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Nineties: Results from a Survey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6 pp. 799-830.

Baumol, W. J. , J.C. Panzar and R.D. Willig, 1982, 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Market Struc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Jovanovic.

Blaug, M., 2001, “Is Competition Such a Good Thing? Static Efficiency versus Dynamics Efficiency”,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9: 37-48. 

Brown, J. H. , 2002,“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A Comment on Blaug’s ‘Is Competition Such a Good Thing? Static Efficiency versus Dynamics Efficiency’”,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1: 103-105. 

Holmstrom, B. R. and J. Tirole, (1989) ‘The Theory of the Firm’, in R. Schmalensee and R.D. Willig, eds.,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2. Amsterdam: North-Holland.

Hotelling, H. , 1929, “Stability in Competition”, Economic Journal, 39: 41-47.

Laffont, J. , 1996, “Industrial Policy an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4: 1-27.

Martin, S. , 1994, Industrial Economics: Economic Analysis and Public Policy, 2nd ed. , New York: Macmillan.

Plott, . R. , 1989, “An Updated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pplications of Experimental Methods”, in R. Schmalensee and R.D. Willig, eds.,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2. Amsterdam: North-Holland.

Salop, S. C. , 1979,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with Outside Good”,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0: 141-156.

Scherer, F. M. , 1988, The Economics of Market Domin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6 , pp. 517-518.

Schmalensee,1988, Industrial Economics: An Overview, Economics Journal, 98 , pp. 675-676.

Shepherd, W. G. , 2000, “Market Structure and Profit, Market Power and Cournot: A Comment”,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6: 247-250.

 

 

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Its New Development

 

Yu Donghua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IO) was declined for its own limitation of theory in 1970s. At the same time, the 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NIO) was brought up. NIO is different from TIO in the field of theoretical paradigm, research approach and public policy. From 1990s, NIO has new development in the researching scope, depth of theory and mingling with other subjects.

Key Words:  SCP Paradigm, 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Game Theory

 

 

作者简介:余东华,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理论、西方经济学。近年来在《中国工业经济》《外国经济与管理》、《学术界》、《南开管理评论》、《天津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50多篇。出版个人专著 2部,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3项。



 

[1] 参见J. 卡布尔《导论与概览: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近况》,载J. 卡布尔主编《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2] 将进入壁垒仅限定于沉没成本,完全忽略传统产业组织理论所提出的四种壁垒,这也是该理论招致批评的重要原因,参见Scherer, F.M. and D. Ross [1990],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3rd ed. ,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hapter 10.

[3] 关于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企业开发与研究行为,参见Dasgupta, P. and J. Stiglitz, [1980],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Nature of Innovative Activity, Economic Journal, 90.

[4] 对博弈论在新产业组织理论中应用,也有不同看法。例如,谢勒和施马兰西等人就指出了博弈论方法在分析不完全竞争方面的不足。参见① Scherer, F. M. , 1988, The Economics of Market Domin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6 , pp. 517-518. ② Schmalensee,1988, Industrial Economics: An Overview, Economics Journal, 98 , pp. 675-676.

[5] 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反垄断政策受新制度学派,特别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森(O.E. Williamson)的影响较大。关于新制度学派的反垄断政策,参见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经济学》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414页。

[6] Holmstrom, B. R. and J. Tirole, (1989) ‘The Theory of the Firm’, in R. Schmalensee and R.D. Willig, eds.,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2. Amsterdam: North-Hol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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